答具断常二见者悲智之质疑-7

答具断常二见者悲智之质疑

2-3、 悲智追随南洋、日本佛教，贬抑中国传统的大乘佛教

《正觉学报》第三期曾经感慨于中国佛教的自甘末流，其文如下：

佛学研究是近代西方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其历史不过一二百年，西方学术界直到十九世纪末才确定佛陀出现在历史上是一项事实。亚洲采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与议题的佛学研究，则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才正式开始。对于近代亚洲的学术界而言，佛教是东方的重要文化内涵，可是研究方法与议题，却必须追随西方的研究脚步，实在是一项奇怪的历史发展。

东方的亚洲对于佛教已经认识一千多年了，而西方不过才刚开始要认识佛教；那么东方的亚洲应该以千年以上的佛教修证成果与学术基础，运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将佛教介绍给西方学术界，以正确地认识佛教的本质。可是近代佛学研究的历史发展却是进行相反的历程：对佛教有深刻认识与悠久历史的中国佛学界，却追随曾经向中国取经的日本；而日本的研究方法与议题，又跟随认识更不足而浅薄的西方佛学学术界。这种具有悠久历史而熟稔佛教的国度，必须反向对佛教较不熟悉的国度取法，较不熟悉的国度却又向更为陌生的西方世界取法。这是极尽嘲讽的历史发展，也是因为近代历史中，西方挟着研究物质文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令人错以为西方对于心灵研究的文明，也同样富有科学精神而超越东方。

如果西方对东方佛教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议题正确，那么就追求真理而言，东方的亚洲追随西方又有何妨？中国地区的佛学研究追随日本的佛学研究，又有何妨？但是，如果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议题不正确，就追求真理而言，东方的亚洲放弃本有文化的成果与根基，追随对佛教刚开始启蒙的西方错误的脚步就显得荒谬、可笑又可怜了；至于对佛教有最深刻的认识与最悠久的历史的中国佛学界，却要反过来追随对佛教认识不足的日本与西方，那就令人觉得更荒谬、更可笑而又更可怜了。

悲智先生所采用文字比对法研究佛教，即是师承于西方与日本，虽然中国本身也有文字比对的考据学，但是在佛教的研究上，中国传统佛教基本上还是采用出家或在家修行的实证方法，所以中国有极广大的僧人与居士团体，也是中国傲视全球的最宝贵文化。

然而，悲智对于中国的深妙佛教推崇者少，对南洋、日本的粗浅佛教则追随颇多，令人感慨。前面已经说明过悲智否定北传大乘经典，也否定中国译出的最有公信力的四部《阿含经》、别译与单本的《阿含经》，乃至连经集部经典也要否定而说非是佛说。悲智说：

当然，也有什至连《阿含部》都不是的，他也使劲往阿含上靠，以示正真无伪，比如：★邪师萧平实：“阿含部《罗云忍辱经》”（《阿含概论》P496）、★邪师萧平实：“阿含《佛说罗云忍辱经》”（《阿含正义》P153，“佛说”两字是萧邪硬栽上去的），实属经集部！ （页5）

悲智认为日本人所编辑而成的《大正藏》就是标竿准则，可惜悲智只是追随日本人的教判，却忘掉中国佛教其实是日本佛教的宗祖。平实导师依二主要道－二乘解脱道与大乘佛菩提道－的教判，将述说解脱道法义为主的《罗云忍辱经》判为阿含或阿含部，有什么过失呢？日本人依照部派佛教的传诵而将之归为《经集部类》，那是依第三大教法的来源而归类。可是，平实导师依四大教法皆应共同遵循的「依经、依律、依法」，将说法的内容与性质进行教判而归为阿含，又有何不可呢？难道平实导师只能如悲智般跟着日本人的归类方法吗？

又，《罗云忍辱经》难道不是正真无伪的经典吗？为何平实导师将《罗云忍辱经》依说法内容与性质归为阿含，是使劲往阿含上靠，以示正真无伪。其实，悲智真正的意思是说：佛陀正法与“真宝”《阿含经》至今已湮灭两千年矣，那么经集部也是相似像法的伪经；而萧平实大力主张北传经典的可靠性与正确性，特别是在《阿含正义》中证明《阿含部类》的正确性与可靠性，大大违反悲智的主张与认知。因此，悲智心中恐惧北传经典阿含部或经集部全都是真经，岂不是降低南传尼柯耶的重要性与份量了？因此，平实导师依教判将《罗云忍辱经》判归阿含，就令悲智产生极大的恐惧与不满。

悲智又说：「“佛说”两字是萧邪硬栽上去的」，意谓：《罗云忍辱经》根本不是佛陀所说的真经，而是相似像法的伪经，怎么可以冠上「佛说」二字呢？因为如果悲智心中对《罗云忍辱经》的认知与平实导师相同，对于《罗云忍辱经》冠上「佛说」二字，最多只能说不符合学术精准的规格而已。可是，悲智竟然说：「佛说」两字是「硬栽上去的」，显示他的认知上是反对《罗云忍辱经》为佛说。由此可知，悲智是连北传的经集部经典也是要否定与推翻的，因为这将影响南传尼柯耶的重要性与地位。

悲智崇拜南传不只一例，悲智说：

其次，这个世界上证得初禅以上的人可谓数不胜数，每日精进禅修十数小时经年不间断者亦不计其数，东南亚有的道场几十万人集体连续禅修数日也是常有的事，二十多年前悲智曾常去《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一书中提到的西安卧龙寺，那里经常组织全国性的禅七活动，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连续十个七天的密集禅修，诸如此类。邪师萧平实真乃井底之蛙、孤陋寡闻之徒也！ (页9)

请问悲智：东南亚有的道场几十万人集体连续禅修数日也是常有的事，就表示东南亚佛教证得初禅以上的人可谓数不胜数吗？截至目前为止，您能举出南传佛教中有谁证得初禅而如同平实导师一样把所证的内容与实证的过程详细写出来的？事实上目前的文献所见是连一人也无。至于中国的西安卧龙寺，悲智就摆在东南亚道场之后，并说那是二十多年前悲智常去之处。可是现在的悲智却先强调：东南亚有的道场几十万人集体连续禅修数日也是常有的事，二十多年前的西安卧龙寺只是过往的记忆。显然，悲智先生真正要推崇的是东南亚道场而非中国的道场，二十多年前的西安卧龙寺只是不得不提的陈年往事罢了。悲智先生心中想推崇东南亚佛教证得初禅以上的人可谓数不胜数，只可惜没有任何文献证据，所以只能说东南亚有的道场几十万人集体连续禅修数日也是常有的事，却无法举证出少到仅有一个人已经实证初禅的事例。可是东南亚道场的修行人「集体连续禅修数日」就可以证得初禅吗？如果证得初禅那么容易，凭悲智先生的时间与能力，应该早就证得了，何不说说您实证的初禅内容与过程？同理，广大的中国大陆道场应该有更多人证得，悲智又何必说到二十多年前的事？又更有何必要说到东南亚的道场呢？由此可知，悲智先生这样不合逻辑、没头没脑地提出东南亚道场有几十万人集体连续修禅数日的用意，实是推崇南洋佛教的心态使然。

悲智先生推崇南洋佛教已如上述，悲智完全以日本人所编辑而成的《大正藏》作为标竿，并据以攻击平实导师不是仅止于上述一例。例如，悲智说：

最不可理喻的是，同一相似“伪经”他却可以随便胡乱标注不同的出处，真是信口开河，想咋说就咋说。比如：

★邪师萧平实：“杂阿含部《央掘魔罗经》”（（《阿含概论》P206、《阿含正义》P1826）

★邪师萧平实：“增一部《央掘魔罗经》”（（《阿含正义》P1660）（页4-5）

平实导师所著《阿含正义》所要宣说的法义极多极广，然限于篇幅，于微细处则不能具足说明。因为《央掘魔罗经》在《大正藏》中到底应该归类为哪一个部类，是近代佛学研究的一个课题。由日本人所编辑的《大正藏》，根据央掘魔罗追佛事件出现在《杂阿含经》第1077经，故将《央掘魔罗经》归在《杂阿含单本》中。然而，央掘魔罗追佛事件并非只出现在《杂阿含经》中，在《增一阿含经38：6》亦有央掘魔罗追佛事件。因此，《央掘魔罗经》是应该要归属于《阿含部》，但是，是否应该归属于《杂阿含经单本》则有商榷之余地。因为央掘魔罗追佛事件在《杂阿含经》第1077经中仅仅不满千字，可是在《增一阿含经38：6》却有五千余字。因此，《大正藏》将《佛说鸯崛髻经》、《佛说鸯掘摩经》、《央掘魔罗经》三本单本经全归在《杂阿含经单本》，确实有商榷之余地；若依完整性、重要性与法义内涵来归类，《央掘魔罗经》归于《增一阿含经单本》可能较合宜。但不论《大正藏》中如何归类这部经典，终究还是在阿含部中。

从悲智先生的发言可以知道，悲智可能根本不知道佛教界与佛学界对《央掘魔罗经》应归属于何种部类的议题是完全无知的。因此，平实导师有时依于佛学界的惯例标注为《杂阿含部》，有时依经典性质的合理性标注为《增一部》，以代表平实导师的判教见解。结果悲智先生竟然只依《大正藏》的归类，就说平实导师不同归类的标注是「最不可理喻的、信口开河，想咋说就咋说」。但是，从真正对佛学有点研究，知道一点《央掘魔罗经》归属议题的人，必然不敢像悲智这样什么都不懂却胡乱批评乱扣帽子。像悲智这样无知而又不理性，才真的是「最不可理喻的、信口开河，想咋说就咋说」。

我们将悲智先生的种种无知的发言，视为令人同情的可悲智慧。可是，如果悲智对于我们所评论与讨论的事情都知道，那么事情就太可怕而令人胆战心惊了。平实导师所著《楞严经讲记》〈自序〉中说：

谓百年来常有大法师遵循日本学术界中少数人的错误观点，一心想要以学术研究所得取代佛法特重实证的经中教义；而日本近代此类所谓佛学学术研究者，本质仍属基督教信仰者急于「脱亚入欧」而提升日本在国际上之学术地位，想要与欧美学术界分庭抗礼；于是出之以哗众取宠方式而极力批判佛教，冀离中国佛教而且上于中国佛教，于是乃有批判中国传统佛教如来藏教义之举──三十年前日本「批判佛教」学派于焉诞生。

近代的大乘非佛说主张，其实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以之作为日本「脱亚入欧」的一项重要工具。因为日本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自古一向皆以中国作为宗祖来源。但因近代中国的积弱与欧美船坚礮利的兴起，因此日本人急于脱离中国的影响而归属于强盛的欧美之列，而大乘非佛说正好是精神上扫除中国影响而「脱亚入欧」的重要工具。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采取全盘的西化，以便「脱亚入欧」，因此日本便采用西方的文献学方法来整理佛教经典，并且以西方文献学的方法，以及基督教思想来作为推翻中国大乘佛教对日本影响的手段。例如，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 1870-1945）就是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在2007年创刊的《正觉学报》创刊号中说明：

第3类以有限和无限的数的观念来预设人类与宇宙根源的性质，作为人类无法经验证明宇宙根源的根据。是承续希腊「数本原说」的概念。相反地，佛教学者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者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 1870-1945）认为：「意识不被对象化，而还归其当下的自己，超越时空与一切知性范畴的决定，便是纯粹经验。这是一种当下的、直觉的、神秘的意识。西田也把这种意识状态称为场所（place）。而此时的意识是空的、一无所有，故也是绝对无的场所。这便是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 「意识关联到谓词方面，而主词则指意识所指向的东西。当谓词方面的范围（场所）不断扩大，表示意识更能完整地包摄主词方面的东西。理论上，这范围可无限量扩大，因而意识的包容性也可趋于无限。」 并且「以意识作为唯一的实在。」 「一切事物或存有，在绝对无的场所中被包摄起来。」 「纯粹经验的统合力量则有其形而上的根源，因而可以说无限。」 「我们的上帝必须是宇宙的内在的统合力量。祂使天体和地球运转，养育在它们之中的形形色色的事物。除了这种力量之外，便再没有上帝了。 」 西田几多郎主张意识的无限性，而人类可以亲自体验意识的纯粹经验。但是西田几多郎忽略了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佛的训示：一切的生灭法皆是缘起法，缘起法都必需依他缘而出生，意识是此世所出生，是具缘起性的生灭法，不可能是宇宙的根源。至于统合纯粹经验的宇宙根源，西田几多郎认为是不能了解的，将之等同于西方哲学中不可经验证明的上帝。

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者西田几多郎，口中称著「我们的上帝」并为之进行诠释，完全不信释迦牟尼佛的训示：一切的生灭法皆是缘起法。日本采用西方文献学方法，整理出来的《大正藏》就将真经与伪经混滥在一起，但是在研究上则将真伪经颠倒而说。例如，《大正藏》中的《密教部类》有极多属于秘密大乘的伪经，可是日本人却将之归在《大正藏》中，与《阿含部类》、《本缘部》等等中国佛教的真经并列为经典。可是，在佛学研究上从来不说秘密大乘所属《密教部类》是伪经，也不说「秘密大乘非佛说」，反而以「大乘非佛说」将《阿含部类》、《本缘部》等等真经，用各种不合逻辑与非理性的理由来否定推翻为伪经。

日本人这样整理出来的《大正藏》与佛学研究的成果，产生二种极佳「脱亚入欧」的效果。首先，以佛学研究为名主张「大乘非佛说」，推翻唐宋以来以《阿含部类》等等真经所发展兴盛的中国八识论佛教文明，摆脱自唐朝以来奠基于禅宗与法相唯识宗的中国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完成「脱亚入欧」的政治目标。

第二，以文献学研究为名而不判断真伪经，在《大正藏》置入属于秘密大乘的《密教部类》的六识论伪经，以对抗中国传统佛教《阿含部类》等等八识论真经。

这样的运作效果，使得达赖喇嘛十四世可以假借藏传佛教徒领导者的身分获得宗教上的虚名，乃至与日本的杀人魔麻原彰晃多次见面互通款曲。为什么达赖会与杀人魔麻原彰晃多次见面呢？因为皆是邪见者，故皆有政治上的野心。然而，真正的佛教是以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行为身教的政教分离，有宗教身分的凡夫人士尚且不涉入政治上的运作，实证的菩萨们更是绝对不涉入政治上的领导。

然而，真正正确的文献学首先所应该作的是判断真伪经，将属于秘密大乘的《密教部类》六识论伪经排除在佛教文献中，因为六识论的邪见是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早就不断破斥的恶见；但应该加上真正的藏传佛教觉曩派他空见的文献，以补足《密教部类》文献。但日本人却没作这件有意义的事，而这是正觉教团正在着手的一项复兴真正藏传佛教的伟大工程。

第三，应该在佛学研究上将《阿含部类》等等真经所发展出来的唐宋佛教，正确定位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第一次复兴。而原来的「大乘非佛说」的主张，应该正名为「秘密大乘非佛说」，将汉地与藏地的佛教统合在符于法界实相的佛陀显说的八识论下，使得汉藏两地不再有宗教上的疏离而促进汉藏两地的民族团结，使得日本假借「大乘非佛说」之名的「脱亚入欧」思想，不再影响藏胞企图分离而获得中国的长治久安。

平实导师与正觉同修会一向秉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从来不涉入政治上的领导或运作，但是对于佛教三乘菩提所本的本心如来藏正法，对中国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影响，乃至对于全人类的心灵文明的重大影响，却了若指掌。 《正觉学报》第三期明载：

西方帝国主义以物质文明的船坚礮利掠夺全世界，形成世界性的灾难。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是物质的文明，因此目前西方国家仍然拥有较为进步的色法文明而不具备心法文明的内容。中国作为东方文化养分主要的提供者之一，除了取法西方国家对于色法研究的文明之外，应该在心法的文明上提供西方文化所缺乏的养分。因为西方帝国主义造成世界性灾难的现象，正好显示西方文化只有色法的文明，而没有心法的文明。于是就像是一个野蛮人突然拥有利害的武器，野蛮人所想做的就只有抢劫掠夺世间的财富与名位。

真正的文明是色法与心法都具足的文明，而名色二法的文明则是佛教所强调的世间价值与文明。如果只有色法的文明，其实是只有黑暗而没有文明可言的。例如，在西元四世纪以后数百年，欧洲北方日耳曼蛮族南下西移形成欧洲民族大移动。战争上的胜利只是色法的恶意利用，在减劫时代获得减劫众生的赞叹而认同；虽然可以获得世间的资财与力量，但是获胜者通常是赢得现世短暂的胜利而输去长久未来世的利益。因此，西方的物质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欧洲蛮族的迁动，史称黑暗时代；久后增劫时代的史学家必将比照，称十九、二十世纪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对世界的为害时期，为黑暗时代。

然而，十九、二十世纪枪和礮、血和火的黑暗时代是否已经结束，本文无法预知。但是，身处减劫时代的史学界，则应该注意儒教与佛教的重大差异。因为儒教虽是中国祖先追求社会稳定的方法，但是野蛮落后且弊病丛生的稳定，于自他并无利益，于是现在已达到自然剥落的地步。佛教不但追求社会和平稳定，并且以实证如来藏为核心，往名色二法同时进步而有益于自他的方向动态发展。因此，真正文明的文化，必然是名色二法的文明与进步。凡是名法不能进步而空有色法的进步者，只是令人类造恶的能力增加，令其他有情承受更多枪和礮、血和火，最后反伤自己而已。时值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应该延续十九、二十世纪的黑暗时代呢？还是应该抛弃旧包袱，迎向真史学以如来藏为核心，重视名色二法而利益一切有情的文明时代呢？期许史学界综观史实，悲愍同有如来藏的减劫时代众生，效忠一切作为历史主体的有情，共同创造物质与心灵的真正文明。

平实导师与正觉同修会对于重新复兴唐宋以来符于法界实相的中国佛教具有使命感，希望促成奠基于唐代禅宗与法相唯识宗南北二宗的大乘佛教，在中国的第二次复兴，使得正法的光明藉由中国地区的物质文明与心法文明，能够幅射于全人类，促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安定。

以上略说日本人以西方文献学整理出《大正藏》，并以佛学研究主张「大乘非佛说」，其实是日本进行「脱亚入欧」的重要工具。如果悲智先生自称是「全国反邪教的领军人物」，却对日本「脱亚入欧」的邪教作为完全无知，那么我们真的只能同情悲智先生可悲的智慧，也为「全国反邪教」的工作竟然沦为日本「脱亚入欧」的马前卒而捏把冷汗。

可是，如果悲智先生身为「全国反邪教的领军人物」，明知采用西方文献学的文字比对法推翻北传大小乘经典、主张「大乘非佛说」，其实是日本要摆脱中国佛教的文化影响，以便为「脱亚入欧」的政治目标作服务；而悲智先生却偏偏明知而故为，那么「全国反邪教」的工作，到底是要为复兴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作服务呢？或者是要为推翻中国传统佛教文化作服务呢？还是要为日本的「脱亚入欧」作服务呢？如果悲智先生身为「全国反邪教的领军人物」，却对以上事实明知而故为，那么想来就太令人觉得可怕而毛骨悚然了！